以演义笔法说正史,全景构建秦汉英雄史

仁仁阅  2019-06-19 06:08

以演义笔法说正史,全景构建秦汉英雄史

看到书名,我想不用再介绍,您也能猜到,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什么了。

说起来,汉朝能够稳定发展四百余年,其实有一部分是秦王朝的功劳。

秦王朝像是一块厚实的地基,率先规范了全国的语言文字、度量衡,实行郡县制。它的衰败,也成了警醒后人的典型案例。

西汉贾谊的《过秦论》,说大秦帝国短命的原因是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

意思是,秦王朝取得天下后,不实行仁政,所以灭亡了。直到现在,大部分人但凡说到大秦帝国,就不免联想到暴政、坑杀、残虐等词语。

不过,秦国的衰败,似乎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

我们先来看思想文化方面,有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——“焚书坑儒”,一直被人们当做秦始皇钳制思想、暴政专制的佐证。从古至今,让天下读书人切齿痛恨。

但是随着历史考证的深入,“坑儒”一事,已经被证实是误传,那么,焚书是怎么回事呢?这个成语又是如何出现的?

让我们回到“案发现场”。

那天,秦始皇举办了一场大型宫廷酒会,招待群臣。席间有个叫做周青臣的官员,为了拍秦始皇的马屁,大赞郡县制的种种好处。

偏偏有个书呆子叫淳于越,跳出来唱反调,依据儒家典籍“以古非今”,引得始皇帝面露愠色。

同时也让最先建议实行郡县制的李斯感到不安。

李斯是个善于察言观色、揣摩圣意的人精。而且,他深深地明白,郡县制不仅仅是大秦帝国的统治基石,也是他能够屹立在朝堂的权力基础。

于是,他给嬴政写了份报告,把分封制驳斥成祸国乱军的大恶。进而认定,要在更高层次上统一思想!反对一切存在的或潜在的,能够对大秦帝国造成意识形态混乱的书籍和思想。

秦始皇的政治嗅觉很敏锐,李斯在报告中提到的唯恐“浮议”引起政局不稳的担忧,很是切中他的心理。

所以,始皇帝下诏全国,除了医药、卜筮和农业专业书籍以外,把从前那些《诗》、《书》等百家学派的书籍,都视为异端邪说,委派各地官员搜集烧毁。

在刚刚统一六国的社会大转型时代,始皇帝君臣对于政改异见,如此高度精神过敏的激烈举动,使法家成为当时和后世所有知识分子的公敌。

由此也埋下了一条导致大秦帝国灭亡的导火索:秦始皇习读儒家典籍的大儿子——公子扶苏,对此举非常不高兴。

因此,李斯对公子扶苏一直心存芥蒂。他担心,日后扶苏登基为帝,肯定会跟自己来个秋后算账。于是,他在嬴政暴崩后,和赵高掺和到了一起,矫诏篡位。

李斯没想到的是,这样的选择,却导致自己在古稀之年,遭受五刑之苦,父族、母族、妻族,三族被株连屠杀,大秦帝国也灰飞烟灭了。

更可惜的是,秦国那些“供批判使用”留存下来的《诗》《书》原本,以及许多涉及医药、卜筮和农业生产的图书,都在项羽后来大烧咸阳宫殿时,化为了灰烬。

如今,我们在墓葬发掘中,侥幸得到的一竹一简,都视若珍宝。秦始皇和李斯的焚书之举,确实是遗毒深远。

至于“坑儒”一事,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以前,所有文献中都没有相关记载。司马迁难道是杜撰出来的吗?

这事儿倒不是司马迁编造的,秦始皇真的活埋过一批人。

秦始皇作为一统天下的君王,不怕天,不怕地,不怕人,不怕鬼,最怕的是死。

所以他的最大追求,是能够长生不老。始皇帝四处巡游,也是为能邂逅奇人异士,得到不死仙药。

皇帝有需求,还怕没有源源不断的供给吗?

以演义笔法说正史,全景构建秦汉英雄史

那时,有一些游走江湖,观星、看相、占卜、炼丹、搞仙方、变戏法,贩卖长寿大力丸的阴阳家,也叫方士,他们自称为儒者,社会上也有人把他们当做儒者看待。

其中有两个胆大包天的,闻风而动。骗了秦始皇不少金银财宝,还把始皇帝诽谤一通之后,拔脚逃跑。

嬴政大怒,把在咸阳的四百多个方士都活埋了。

始皇帝心急打假、杀骗子变成了“坑儒”,原因和汉朝无时无刻不把秦始皇当成反面教材,常常拉出来进行大批判有关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,把秦始皇受术士欺骗的情节描写得非常戏剧化,也并不是空穴来风。

因为司马迁当时的“顶头上司”,晚年的汉武帝,也正天天和一帮方士骗子混在一起,整日幻想自己能够得道升天、长生不老……

太史公用这种影射的方式,委婉劝谏皇帝,在那时是比较通行的做法。

汉武帝特别推崇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其实与秦始皇“以吏为师、严禁私学”如出一辙。

同样的专制,同样的霸道,同样都是帝王文化专制政策。但到了后世,秦始皇“焚书坑方士”成为摧残文化的罪行,而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却成了尊重文化的举动。

不能不说汉朝君臣为抨击秦始皇,提高儒学地位,弘显儒宗的双标舆论导向很成功。

越到后来,秦始皇“坑方士”的事儿,越被加油添醋地讹传,只为宣扬儒家弟子不惜以身殉道,彰显儒家思想的不可磨灭和秦始皇的残暴无道。

实际上,从统一六国到“焚书”事件发生前,秦始皇一直征用、礼遇儒生。

在秦国的行政体系中,就为给始皇帝做顾问调研工作的人,专门设置了“博士”,“诸生”等职称。

秦帝国建立以后,嬴政先后征聘七十多名儒士学者担任过“博士”,两千多人做“诸生”。

嬴政第二次巡游全国,封禅泰山后,还亲自到孔子故居瞻仰,召见群儒,并加封孔子后裔孔甲为“鲁国文通君”。

即使在“焚书”事件发生后,依然有儒士被引荐为“博士”,参与秦国的政治活动。

汉朝那位声名显赫、被司马迁尊为“汉代儒宗”的叔孙通,一开始也是秦帝国的待招博士,后被秦二世封为博士。

从秦始皇把儒家伦理教化严格纳入秦朝严苛的法律体系当中,可以看出,秦始皇也意识到了伦理教化的重要性。

在政治方面,从儒学的角度观察,废除分封制,实行郡县制,就是从根本上,违背上古以来遵行的“王道”和“王制”,是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。

大秦帝国初立的时候,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,就为沿用分封制还是使用郡县制,争议了好一阵。

最后,始皇帝发话说:“天下这么多年来苦斗不休,就是因为有侯有王的缘故。靠着大秦宗庙保佑,天下初定,又在原先诸侯国领地上,重新封建立国,其实是暗竖兵端。封建之后,再想要国家宁息安定,是很困难的了!”

作者梅毅,也不认同历史上批判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说法。

老实说,秦始皇的考虑,比起刘氏汉朝在国都长安附近推行郡县制,在偏远地区实行异姓王分封制,而后改为同姓王分封,再慢慢消减封地的做法,要先进和精明得多,有效防范了宗室侯王的尾大不掉和反叛。

秦帝国从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,破封建、利统一,基本杜绝了地方势力依恃土地、臣民和财富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现象,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统一。

所以秦始皇君臣都不会走回头路,使得大秦帝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,又重新回到“诸侯更相诛伐”的分裂割据状态中。

再说,“万代皆行秦制度”。如果秦帝国设立的郡县制真的不合理,又怎么能够两千多年来,不断完善发展,延续使用呢?

在经济方面,秦国“废井田,开阡陌”,被儒生批判是始皇帝横征暴敛、穷奢极欲的强权手段。

可是从历史发展来看,正是秦国废井田、开阡陌,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,使得国富兵强,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。

秦始皇时代整个经济政策的目的,并不是要全部满足嬴政个人的“穷奢极欲”。

秦始皇被诟病千年的北修长城、南建灵渠,还真不能笼统指斥说是始皇帝出于个人目的的好大喜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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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嬴政忙于在中原地区逐一击灭六国的时候,匈奴人乘机南下,趁火打劫,占领了秦朝北部边境很多地方。

匈奴还以内蒙河套地区为根据地,直接威胁秦朝的首都咸阳。

面对匈奴人随时而来的侵扰,不得不战的时候,如果一战能够得到一劳永逸的效果,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,为什么不以战止战呢?

公元前214年,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,从上郡出击匈奴部落,收复河套地区。并在北境屯兵驻扎,威慑匈奴。

由于匈奴骑兵来去如风,机动性很强。而秦朝边境长达万里,处处派兵驻防也不可能。

所以秦始皇下令全面修复昔日秦、赵、燕三国原有的长城,最终连成了一道西起临洮、东到辽东的“万里长城”。

作为雄才大略的君主,秦始皇在攻打匈奴的同时,也在今天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以及越南境内,进行征伐百越的战争。

期间,为保证粮道畅通,修筑了沟通湘水和漓水的灵渠,秦军免除了后顾之忧,势如破竹,将整个岭南地区划归秦朝版图,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。

长城修好后,秦朝在抵御匈奴方面大量节省了开支,国防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可观。

相较于后来汉武帝与匈奴长达四十四年的战争,耗尽“文景之治”所积攒的财富,秦始皇屯兵北境、修筑长城和灵渠的开支,就要少得多了。

长城、灵渠,属于国家建设工程,是出于巩固国家统治的需要,损在当代,利在后世。

至于大修宫室,后来的汉朝立国之初,汉高祖刘邦和萧何,也大肆营建。

汉高帝八年,萧何主持未央宫营建,差遣工匠无数,修造了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等殿宇,宫阙壮丽豪华。

刘邦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,说国家初建,就如此营造,肯定要劳民伤财。

萧何回答说:“天子四海为家,非壮丽无以重威!”刘邦听了,龙心大悦。

梅毅说,修长城、灵渠和建造宫殿,不是秦帝国灭亡的原因。真正的根本,是秦始皇忽视了百姓们的感受,使得营建这些工程的人们,没有得到适宜的安抚和休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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嬴政称帝时间只有短短十二年,在这十二年中,他没有体恤百姓,让人们得以休养生息。

以前,百姓缴纳土地税不过十分之一,无偿给君王营建各种工程,每年不过三天。而秦帝国的赋税高达三分之二。

成年男子,每年为朝廷无偿服一个月的徭役不说,还要在一生中为国家服两年的兵役。

始皇帝时期,三十万人筑长城,五十万人南征北战戍卫边境,七十万人营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。

到了秦二世,每年被征服徭役的人更是多达七百万。

后世对秦始皇还有一个形容——“刑罚酷虐”,吐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治过于残忍,没有人性。

许多史学家常拿秦法与汉法来比较,总说秦法无比残暴,汉法特别宽仁。

事实上,汉法也是承续了秦法,制度因循,在刑法方面一点都不“温柔”。

只不过,汉朝一直以“仁德”来做酷法的粉饰,又加上儒者蓄意引导,显衬出秦法尤其“残暴”。

空口无凭,我们不妨看看中兴之主汉宣帝是怎么训斥太子刘奭的。

宣帝的太子刘奭,性格柔仁,非常喜欢儒家经术,对于父皇放任官员严刑酷法对待百姓,很有看法。

杨恽、盖宽饶是朝中两位大臣,私下讽刺了汉宣帝两句,竟然被判以大逆不道罪,问斩了!

不久之后,太子刘奭趁着陪皇帝老爸用餐的机会,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:“父皇使用刑罚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呢?还是应该多多重用儒生啊。”

宣帝顿时变了脸色,训斥太子说:

“汉家自有汉家的制度,本来就是‘王道’、‘霸道’兼而用之,怎能单纯地使用周朝那样的所谓‘德政’呢?更何况那些迂腐固执的儒者不能洞察世事变化,最喜好厚古薄今,连‘名’与‘实’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,怎能交给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任!”

从表面上看,历史上的汉宣帝似乎特别重视儒教,但他这个人实事求是,在实际施政过程中,根本就不是那种食古不化的书呆子皇帝。

在儒教的外衣下,宣帝更看重实际的效用。

在春秋战国时代,各国法治体系深受殷商奴隶时代的影响,都偏于严刑酷罚,这并不是嬴政独家享有的专利。

结合那会儿秦国的国情,正是由春秋战国诸侯分割向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大转型的时期,社会尚不安定。

乱世用重典,是大混乱时代的共同特征。

从“法治”实施结果来看,繁法严刑而天下振,禁暴诛乱而天下服。

秦始皇君臣认为既然天下是靠暴力统一的,那么新帝国更加要靠暴力来维持。

“法治”本身不是败笔,秦王朝的失败是在错误的时间用了错误的手段。

随着秦朝兵役、徭役负担增长到了先前的三十倍。土地税、商税和人头税等税赋,也比昔日多出二十倍。

许多百姓开始无奈地逃亡山林,做起了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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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民不聊生所引发的反抗,秦朝越加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,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。以致那时在大道上行走的人当中,有一半都是被驱赶去服刑的囚徒。

这成为一种恶性循环,让老百姓活不下去,也使秦帝国得了个残暴统治的名声。

世人常常从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法治方面,去分析、评说大秦帝国的短命,可还有两个不能不提及的因素,好像被忽视了。

其一,是军队的不合理配置。

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,虚内实外,帝国军事部署的核心移向南北两大边境。

在北部边境屯兵三十万防御匈奴,还有五十万大军南平百越。而国都咸阳只部署了少量军队。

一旦有变,边境军队营救国都就显得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后来,当陈胜的一支部队打到咸阳附近时,秦将章邯请求秦二世下诏赦免营建骊山陵的囚徒当战士,以抵抗起义军的进攻。

其二,秦始皇生前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。

始皇帝第五次巡游,到平原津时,一病不起。

嬴政感觉自己命不久矣,准备诏令远在北境与蒙恬防御匈奴的皇长子扶苏急返京城,以便交代后事,承袭帝位。

谁知,盖好玺印的诏书还没发出,始皇帝就病死在沙丘。

心怀叵测的宦官赵高是皇子胡亥的老师,他担心公子扶苏继位后,对自己不利,就说服皇子胡亥,并找来丞相李斯,劝之以理,诱之以利,和他一起篡改了始皇帝的诏令: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,立胡亥继位为帝。

这道废长立幼的矫诏,改变了大秦帝国的命运。

赵高、胡亥主导下的秦朝,成为无比恐怖的国度。

由于不是名正言顺坐上帝位,胡亥对赵高言听计从,下令处死了蒙毅等大臣,又惨杀了22个皇子和公主。

而他们的姻亲受株连而死的,不计其数。自始皇帝以来的暴政,愈演愈烈。

公元前209年,秦始皇死后第二年,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,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。

昔日被秦所灭六国的旧贵族,纷纷举兵,英雄四起。渐渐以项羽和刘邦最引人注目。

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楚汉战争,持续了四年,最终以西楚霸王横刀自刎告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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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202年,一个新的王朝——汉朝正式建立。

汉朝取代了秦朝,开疆拓土,成为强大帝国,使得华夏民族自汉朝以后被称为汉族。

大汉王朝的兴盛,也是许多英雄用自己的血与汗铸造的辉煌。

梅毅老师在书中,也一一数算了我们熟悉的大英雄——卫青、霍去病等人的故事。

他说:“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,就在于我们是一个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民族!”

不过,他们的故事,就留给您去书里细细品读了。

回望大秦帝国,撇开那些浮云遮望的谎言,秦帝国的迅速倒塌,并不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,也不会打乱历史逻辑的最终走向。

毕竟这前无古人大一统的帝国,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营模板。

它的猝然死亡,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、血淋淋的伤口,成为后继朝代的前车之鉴。

强秦盛汉,横亘四百多年。秦的崩溃,汉的新生,不仅仅关乎这两个王朝,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次重塑和出发。